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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典型的多系統(tǒng)萎縮最近，我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患者。這位患者在北京，上海和廣州多家三甲醫(yī)院被診斷為多系統(tǒng)萎縮，但仔細觀察后，我發(fā)現他的癥狀并不完全符合這一診斷。雖然有些癥狀確實吻合，比如步態(tài)不穩(wěn)、共濟失調、多汗、便秘、尿潴留，但還有一些癥狀，如記憶力下降明顯與多系統(tǒng)萎縮這一診斷格格不入。為了進一步明確診斷，我建議進行了基因檢測。結果令人驚訝，檢測顯示患者存在朊蛋白基因V1801型變異，這表明他實際上患的是遺傳性朊蛋白病。隨后，我向患者咨詢了家族史，果然，患者的家人也有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的情況。遺傳性朊蛋白病是一種由朊蛋白基因突變引起的疾病，其中V180I型變異是一種較為罕見的類型。這種疾病會導致神經系統(tǒng)逐漸退化，患者會出現多種癥狀，如步態(tài)不穩(wěn)、共濟失調、多汗、便秘、尿潴留、記憶力下降、失眠和情緒不穩(wěn)定等。目前，針對這種疾病，我們可以進行神經科進一步評估，包括MRI、腦電圖和RT-QulC檢查。同時，定期隨訪記錄癥狀變化，進行康復訓練和心理干預也是很重要的。對于尚未發(fā)病的家庭成員，建議進行基因咨詢與檢測，維持規(guī)律的生活方式，避免誘因。如果有生育計劃，可以考慮輔助生殖與PGT技術，以降低后代患病風險。故而，為這個患者做了如下的一個宣教圖片。黃越醫(yī)生的科普號
眼球運動評估系統(tǒng)對帕金森病和多系統(tǒng)萎縮的鑒別診斷價值摘要簡介：帕金森病的臨床診斷仍具有挑戰(zhàn)性，多系統(tǒng)萎縮(MSA)的診斷生物標志物稀缺。本研究旨在探討聯合眼動測試對帕金森病(PD)患者和MSA患者的診斷價值。方法：我們招募了96名PD患者、33名MSA患者（18名患有MSA-P和15名患有MSA-C）和40名健康對照者，并測量了他們的水平眼球運動。定性分析了記憶引導掃視(MGS)的多步模式、反射性掃視的眼距過短/過長、平滑追蹤運動(SPM)中的異常掃視、凝視誘發(fā)的眼球震顫和凝視保持測試中的方波抽搐。還定量分析了反射性掃視參數和SPM增益。結果：MGS測試顯示，與對照組相比，兩種診斷的患者多步模式的發(fā)生率顯著較高（PD、MSA和對照組分別為68.6%、65.2%和2.5%，p<.05）。反射性掃視測試顯示，MSA患者的異常掃視發(fā)生率（63.6%，包括眼位過低和眼位過高）顯著高于PD患者和對照組（分別為33.3%、7.5%，眼位過低）（p<.05）。SPM測試顯示，PD患者的增益輕度下降，其中28.1%的患者出現“掃視干擾”；MSA患者的增益顯著下降，51.5%的患者出現“追趕性掃視”（p<.05）。只有MSA患者在凝視保持測試中表現出凝視誘發(fā)眼球震顫(24.2%)和方波抽搐(6.1%)(p<.05)。結論：一組眼球運動測試可能有助于區(qū)分PD和MSA。掃視眼球運動中同時存在眼距過短和眼距過高、平滑追蹤運動增益受損和“追趕性掃視”、凝視誘發(fā)眼球震顫、凝視保持測試中的方波抽搐以及MGS中的多步模式可能為MSA的診斷提供線索。1引言PD的臨床診斷主要依據靜止性震顫、運動遲緩、僵硬和姿勢反射喪失等主要體征的組合（Postuma等人，2015年）。相比之下，多系統(tǒng)萎縮(MSA)患者的診斷和治療，尤其是在患病的最初幾年內，在臨床上具有挑戰(zhàn)性。MSA的特點是明顯的帕金森病，還有其他特征，包括小腦性共濟失調、早期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和錐體束征。目前，區(qū)分MSA和PD的常用方法是等待觀察病情進展，MSA的進展速度比PD更快。此外，小腦癥狀和體征的存在支持MSA的診斷。一些實驗室檢查可能為PD和MSA提供鑒別診斷線索，例如成像技術、基因檢測和生物標志物測量。此外，睡眠障礙、神經行為癥狀、嗅覺障礙、自主神經系統(tǒng)等檢查也有助于疾病的診斷（Waragaietal,2013）。然而，MSA的診斷生物標志物較少，尤其是在早期階段（Fanciullietal,2019）。最近，眼球運動評估憑借其非侵入性優(yōu)勢，為了解某些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潛在神經機制提供了見解，并被視為帕金森病的潛在診斷生物標志物（Anderson等人，2008年；Anderson和MacAskill，2013年；Gorges等人，2014年；Pinkhardt和Kassubek，2011年；Termsarasab等人，2015年；White等人，1983年）。特別是，小腦眼球運動異常的發(fā)現，例如定位下跳性眼球震顫、凝視誘發(fā)性眼球震顫、斜視偏差和宏方波抽搐，強烈指向MSA而非PD，即使在疾病早期也可以通過床邊臨床檢查檢測到（Anderson等人，2008年）。視頻眼科檢查(VOG)可以進一步促進精確和準確的眼球運動記錄，并在計算機控制模式下量化眼球運動記錄，使其成為一種比床邊臨床檢查更敏感的檢測細微眼球運動病變的檢查。在PD患者中發(fā)現了掃視病變，例如輕度掃視運動不足、反射性掃視中的多個掃視步驟模式以及SPM增益略有下降（Anderson等人，2008年；Anderson和MacAskill，2013年；Gorges等人，2014年；Termsarasab等人，2015年；White等人，1983年）。另一方面，在MSA患者中，最近的研究報告了輕度至中度的掃視眼位過低和/或眼位過高，以及SPM增益輕度至中度降低、定位下跳性眼球震顫、凝視誘發(fā)性眼球震顫以及宏觀方波抽搐（Anderson等人，2008年；Anderson和MacAskill，2013年；Pinkhardt和Kassubek，2011年；Pinkhardt等人，2009年）。Kimmig等人和Blekher等人報告了記憶引導掃視(MGS)中的多步模式，這是PD患者與正常對照組相比的一個獨特現象（Blekher等人，2009年；Kimmig等人，2002年）。然而，多步模式是否是PD所特有的仍有待闡明。除了掃視測試外，平滑追蹤測試也在PD和MSA患者中進行了檢查，PD患者表現出反復穿插的“預期掃視”或疊加“掃視侵入”（Gorges等人，2013；Gorges等人，2014；Pinkhardt等人，2008；Pinkhardt和Kassubek，2011）；而MSA患者在掃視中也表現出“多個小步伐”，SPM被描述為必需的“追趕掃視”（Anderson等人，2008；Pinkhardt等人，2009）。此外，以小腦性共濟失調為主型（MSA-C）的患者通常表現為小腦眼部體征，例如凝視誘發(fā)性眼球震顫、位置性下跳性眼球震顫和反跳性眼球震顫，而以小腦性共濟失調為主型（MSA-P）的患者則表現為方波抽動增加（Anderson&MacAskill，2013）。到目前為止，大多數既往研究僅檢測了反射性掃視和/或平滑追蹤測試、凝視保持測試，而關于一組不同的眼球運動測試（包括MGS）是否可以提高鑒別PD與MSA的診斷效率的研究有限（Anderson等，2008；Pinkhardt等，2009）。在此，我們旨在探討眼球運動測試組合在PD和MSA患者中的潛在價值。2材料與方法2.1對象和臨床評估本回顧性研究的所有參與者均來自2018.06至2019.12期間在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運動障礙門診就診的病例。樣本包括（1）特發(fā)性PD患者（n=96）；（2）MSA患者（n=33，其中18例MSA-P，15例MSA-C）；（3）健康個體（健康對照，n=40）。三位運動障礙神經科醫(yī)生（ZXW、JC、WS）根據運動障礙協(xié)會制定的標準和MSA診斷共識聲明（Gilman等，2008；Postuma等，2015）進行診斷。我們收集了所有參與者的臨床資料，包括發(fā)病年齡、病程、發(fā)病癥狀和并發(fā)癥。使用統(tǒng)一帕金森病評定量表（運動障礙協(xié)會，2003）對PD患者進行評估。健康對照者均未服用與運動障礙相關的疾病藥物，也未出現任何其他神經系統(tǒng)疾病的癥狀和體征，沒有藥物濫用或依賴，也沒有根據DSM-V標準患有任何精神疾病、前庭系統(tǒng)疾病或白內障。使用簡易精神狀態(tài)檢查表(MMSE)評估認知功能。無法配合完成眼動測試或眼動數據質量差的嚴重癡呆患者被排除在外。本研究經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研究參與者均已獲得并簽署了書面知情同意書。PD受試者、MSA受試者和對照組的人口統(tǒng)計學和臨床特征如表1所示。大多數PD參與者受到輕度至中度影響，平均H&Y為1.72±0.78（范圍1-4）。所有參與者均未同時患有其他神經系統(tǒng)疾病、嚴重精神障礙（即躁郁癥、精神分裂癥）或酗酒或吸毒史（Association，2013）。所有參與者的視力均正常或已矯正，且未報告與眼睛相關的重大不適。95%的PD患者正在服用藥物治療神經系統(tǒng)疾??；他們被指示繼續(xù)服藥。MSA患者在需要時接受適當的治療。表1.?三個研究組的人口統(tǒng)計學和臨床特征縮寫：F，女性；HC，健康對照者；M，男性；MMSE，最低限度精神狀態(tài)檢查；MSA，多系統(tǒng)萎縮；PD，帕金森?。籙PDRS，統(tǒng)一帕金森病評定量表。p＜.052.2記錄使用雙目EyeLink系統(tǒng)（寶潤通研究有限公司，中國）進行視頻眼動記錄。測量在我們專用的眼動實驗室進行。所有參與者都舒適地坐在黑色半圓柱屏幕的中心（眼睛到屏幕的距離約為120厘米）。受試者需要保持頭部靜止，同時根據指示移動眼睛。所有任務都在暗室中進行測試。屏幕上的目標是紅色LED燈。眼球運動測試在30分鐘內完成。2.2.1測試程序我們按固定順序執(zhí)行四項眼動任務。任務開始時校準設備。每項任務之前，考官都會口頭指導參與者并完成練習演示以確保參與者正確理解口頭指示。MGS：指示參與者注視中心點2秒，然后同時呈現水平外圍刺激（“目標”）3秒。參與者需要保持對中心點的注視直到目標關閉，并且參與者需要繼續(xù)注視中心點，中心點會在2秒延遲后關閉。當中心點消失時，參與者需要立即向記住的目標位置掃視并注視記憶的位置3秒。當中心點重新出現時，參與者需要將目光固定在中心點上進行下一個測試（圖S1）。目標位于屏幕上的±15°、±20°和±25°處，每個位置重復測試五次。反射性掃視：要求參與者注視中心點（0°）。主要目標與外圍LED的照明同時熄滅。水平LED的時間（1.0-1.5秒）和位置（±5°、±10°、±15°、±20°、±25°和±30°的2次）隨機出現在屏幕上。指示參與者盡可能快地視覺跟蹤目標光，以便每個目標步驟都與前一步一起進行。SPM：要求參與者平穩(wěn)地注視正弦移動的目標。目標以0.2Hz（6個周期=30秒）的頻率在水平方向（幅度±15°）移動。凝視保持測試：要求參與者注視中心位置的目標，然后以水平方向±15°的偏心率注視，每個位置注視10秒。2.2.2眼球運動測量反射性掃視：被試完成測試程序后，進行交互式計算機分析，量化反射性掃視任務的主要掃視測量值。對每個掃視角度的潛伏期（目標呈現和掃視開始之間的間隔）、峰值速度和準確度/增益（掃視幅度與目標幅度的比率）進行量化（Blekher等人，2009；R.JohnLeigh，2015）。SPM：計算機分別計算左右方向的SPM（眼球速度/目標速度）增益，即每個方向各自半周期值的平均值（圖S2）（R.JohnLeigh，2015）。增益為1.0表示實際眼球運動與移動目標完全一致。定性測量反射性掃視中的眼位過低/眼位過高和掃視干擾：定義為準確度降低或增加10%的幅度(Gorges等人，2013；R.JohnLeigh，2015)。MGS中的多步模式：計算了參與者至少有一次凝視轉移的發(fā)生率，該凝視轉移由3次或更多次朝同一方向進行的掃視組成，并且記憶掃視中眼動記錄的曲線轉動角度為90°（經典的“多步模式”）(Blekher等人，2009)。不必要的掃視被定義為MGS中不需要的反射性掃視或在觀察到指令之前的高級掃視。SPM中的預期掃視、追趕性掃視和掃視干擾。預期性掃視：在SPM中預測未來的目標位置。追趕性掃視：掃視通常可以糾正有缺陷的SPM。掃視干擾：不適當的掃視運動，使視線遠離注視對象：幾乎標準的SPM曲線疊加掃視。（Gorges等人，2013年；Gorges等人，2014年；R.JohnLeigh，2015年；Pinkhardt等人，2009年）。凝視誘發(fā)性眼球震顫、方波抽搐、凝視保持測試中的宏觀方波抽搐：當凝視偏向右側或左側時，會出現凝視誘發(fā)性眼球震顫。方波抽搐：成對的小水平掃視（通常<2°），將視線從目標移開，然后在200毫秒內返回；通常以一系列方式發(fā)生。宏觀方波急動：大范圍（5-15°）掃視侵入，使視線從目標移開并在70-150毫秒內返回。（R.JohnLeigh，2015年）。2.3?統(tǒng)計分析對于偏態(tài)變量（例如患者病程），反射性掃視的潛伏期、準確度和速度以及SPM增益以平均值（SD）或中位數[四分位距(IQR)]表示。使用方差分析(ANOVA)比較上述數據的平均水平，如果存在顯著差異，則比較每兩組的參數?？ǚ綑z驗用于評估不同疾病對分類變量分布的差異（例如，多步模式的發(fā)生率、SPM中的異常掃視）。計算了從PD到MSA的組合眼動診斷靈敏度和特異性。p值<.05被認為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3?結果3.1?記憶引導掃視(MGS)多步模式的發(fā)生率在PD患者中為68.6%(66/96)，MSA患者為65.2%(15/23，MSA-P患者為14；表2)，在健康對照者中為2.5%(1/40)（圖1）。PD與對照者之間以及MSA與對照者之間均存在顯著差異(χ2=51.62，p=.001)。然而，PD與MSA之間沒有顯著差異(χ2=0.11，p=.74)。圖1.記憶引導掃視中的多步模式。(a)一名64歲的男性PD患者(H&Y1)在MGS中表現完全正常。目標位于水平右側20°。黑線為目標參考曲線，彩線為實際眼球運動。(b)一名38歲的男性健康對照者表現出多步模式。(c)一名64歲的女性PD患者(H&Y1)在任務結束時掃視到中心目標時表現出多步模式。(d)一名61歲的女性PD患者(H&Y1)不僅在掃視到記憶目標時表現出多步模式，而且在任務結束時掃視到中心目標時也表現出多步模式。(e)一名54歲的男性PD患者(H&Y1)在MGS中表現出多步模式和不必要的掃視。(f)一名54歲的男性PD患者(H&Y1)在任務結束時向中心目標掃視時表現出多步模式。(g)一名64歲的男性PD患者(H&Y2)在向記憶目標掃視時表現出多步模式。(h)一名51歲的女性MSA患者在MGS中表現出典型的多步模式。(i)一名59歲的女性MSA患者在任務中表現出眼球過大。(j)一名47歲的女性MSA表現出眼球過大和多步模式。(k)一名64歲的女性MSA患者表現出非典型的多步模式，多步角度小于90°（粗箭頭）。并且在任務結束時可以看到掃視錯誤，掃視方向與記憶方向相反。多步模式：實線箭頭，眼球過大：虛線箭頭PD和MSA患者均能完成MGS測試。在PD患者的單次MGS試驗中，不僅在掃視記憶目標時出現多步模式，而且在任務結束時掃視中心目標時也出現多步模式。MSA患者在MGS檢查中也可出現典型的多臺階型，另外17.4%(4/23)MSA患者MGS可伴有眼球增高（3例MSA-C患者，1例MSA-P患者伴有小腦臨床表現），或多臺階型曲線轉折角度小于90°（10/23，4例MSAC患者），表現為非典型多臺階型，類似眼球震顫。表2.所有參與者的眼球運動記錄3.2反射性掃視32名PD患者（32/96，33.3%）和21名MSA患者（21/33，63.6%）出現反射性掃視病理，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3/40，7.5%；χ2=9.86p=.002，χ2=25.82，p<.001；表2）。PD患者（33.3%）和MSA患者（60.6%）可見眼球縮小，但僅MSA-C患者（15.2%）可見眼球擴大（圖2）。圖2.所有參與者的反射性掃視。（a）一名31歲的男性健康對照組表現出完美的表現。黑線是目標參考線，彩線是實際的眼球運動。（b）一名63歲的女性PD患者（H&Y1）表現出眼球過小。（c）一名56歲的女性MSA患者表現出眼球過小和眼球過大。眼球過小：實線箭頭，眼球過大：虛線箭頭比較不同組間反射性掃視的潛伏期、準確度和各角度速度。PD患者在+10°、?15°、±20°、±25°和±30°位置的縮短潛伏期與健康對照組相比有顯著差異（p<.05；表3）。17名PD患者（17/96，17.7%）和8名MSA患者（8/33，24.2%）出現掃視侵入，高于健康對照組（3/40，7.5%）（p>.05；表2）。表3.?PD、MSA和HC的反射性掃視參數3.3?SPM與健康對照組相比（眼球向左和向右方向運動分別為：0.79±0.10和0.76±0.10），PD患者的SPM增益略有下降（左和右：分別為：0.76±0.12和0.73±0.12），MSA患者的SPM增益降低（左和右：分別為：0.65±0.11和0.61±0.15）（表2）。MSA患者的SPM增益顯著低于PD患者（向左和向右，分別為t=?4.64，p<.001和t=?4.64，p<.001）和健康對照者（向左和向右，分別為t=?5.69，p<.001和t=?5.10，p<.001），但PD患者與健康對照者（向左和向右，t=?1.39，p=.17左=右）之間無顯著差異。43.8%的PD患者（42/96）、60.6%的MSA患者（20/33）和10.0%的健康對照者（4/10）的SPM掃視異常。28.1%的PD患者、18.2%的MSA患者（PD對比MSA，χ2=1.27，p=.35）和10.0%的健康對照者（χ2=5.27，p=.03）發(fā)現存在“掃視干擾”。51.5%的MSA患者和6.3%的PD患者（MSA對比PD，χ2=34.34，p<.001）出現“追趕性掃視”。健康對照者均未出現“追趕性掃視”。14.6%的PD患者、12.1%的MSA患者和5%的健康對照者（χ2=0，p=1.0）出現預期性掃視（表2、圖3、圖S3、圖S4）。圖3.記錄了參與者在跟蹤正弦水平目標運動時的SPM。黑線是目標參考線，彩線是實際的眼球運動。（a）一名25歲的女性健康對照者表現出完美的表現。（b）一名70歲的女性PD患者（H&Y3），患病時間為9年，在“預期掃視”的時間點之間“切換”，SPM增益略有降低。（c）一名74歲的女性PD患者（H&Y2.5），患病時間為2年，僅表現出“預期掃視”（長箭頭）來跟蹤目標和“掃視侵入”（短箭頭）。（d）一名47歲的女性MSA患者，患病時間為3年，表現出規(guī)律的“追趕性掃視”序列3.4?凝視保持試驗與PD患者和健康對照者相比，僅MSA患者有異常的凝視誘發(fā)眼球震顫（8/33，24.2%）和方波抽搐（2/s，2/33，6.1%）（p<.05），所有受試者均未發(fā)現宏觀方波抽搐（表2）。3.5PD與MSA的鑒別與PD患者相比，MSA患者表現出眼球縮小和眼球擴大，“追趕性掃視”的平滑追蹤運動增益下降，凝視誘發(fā)眼球震顫，凝視保持試驗中的方波抽搐，以及MGS中的多步模式。上述異常體征對MSA與PD的診斷性能的敏感性為72.7%（24/33），特異性為98.9%（95/96）4?討論由于帕金森綜合征之間的眼球運動癥狀相似且有相當大的重疊性，該領域的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僅通過眼球運動測試來區(qū)分PD和MSA的眼球運動診斷優(yōu)勢相當有限，尤其是在早期階段（Anderson等人，2008年；Anderson和MacAskill，2013年；Pinkhardt等人，2008年）。然而，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Blekher等人，2009年），多步模式被認為是PD的潛在生物標志物。Pinkhardt等人的研究還表明，PD和MSA之間的SPM差異足以保證將其用作區(qū)分這兩種疾病的輔助診斷標準，因為小腦驅動的追趕性掃視是MSA的唯一特征，而PD則不同，即使VOG表現為亞臨床性(Pinkhardt等人，2009)。我們的數據顯示，MGS的多步模式不僅可能發(fā)生在PD患者中，也可能發(fā)生在許多MSA患者中。然而，單獨對反射性掃視參數的定量分析并不那么明顯。盡管如此，MGS中的一系列小腦眼球運動特征，包括視物模糊、平滑追蹤運動和“追趕性掃視”、凝視誘發(fā)的眼球震顫、方波抽搐和多步模式，可以為區(qū)分MSA和PD提供潛在線索。良好的詳細眼球運動床邊臨床檢查對于檢測眼部異常非常有用。此外，與床邊臨床檢查相比，VOG可以使眼球運動記錄成為一種更靈敏的檢查，可以檢測出細微的眼球運動病理。Blekher等人報告稱，MGS任務的多步模式在區(qū)分PD患者和對照組方面表現出良好的靈敏度(87%)和出色的特異性(96%)(Blekher等人，2009)。然而，在我們的研究中，PD中多步模式的發(fā)生率并不高。此外，我們的研究表明，PD(68.6%)和MSA患者(65.2%)中多步模式的發(fā)生率幾乎同樣高，這表明多步模式并非PD所獨有。在PD中，多步模式的出現歸因于基底神經節(jié)多巴胺能網絡、丘腦底核(STN)或大腦功能連接的功能障礙(Gorges等，2013；Harting&Updyke，2006；Rivaud-Péchoux等，2000)。我們推斷在MSA中，可能存在與PD類似的腦病理，從而導致MGS的典型多步模式，因為Halliday等曾報道，神經元丟失和膠質細胞質內含物可能發(fā)生在基底神經節(jié)中，這是MSA病理的一部分(Halliday等，2011)。然而，進一步分析發(fā)現，與PD患者相比，MSA患者也表現出非典型特征。我們推測這可能是基底神經節(jié)和小腦受損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先前的研究表明，小腦輸入和輸出通路的損傷也會導致SCA患者為了達到視覺目標而進行多次短潛伏期低步長掃視（Kheradmand&Zee，2011；Ruckeretal，2006）。此外，MSA中不典型的多步模式可能是由于掃視控制神經元的不匹配和與小腦相關的神經整合器的輸出信息受損所致（Kheradmand&Zee，2011）。但在MGS任務中，患者掃視到記憶位置時沒有視覺反饋，這與SCA患者的反射性掃視不同。因此，該現象的具體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闡明。既往研究發(fā)現PD患者反射性掃視檢查發(fā)現有輕度眼球縮小，MSA患者有輕度至中度眼球縮小和/或眼球擴大（Anderson等，2008；Anderson&MacAskill，2013；Gorges等，2014；Pinkhardt等，2009；Termsarasab等，2015）。本研究發(fā)現MSA患者眼球縮小的發(fā)生率明顯高于PD患者，眼球擴大僅發(fā)生于MSA患者，這與Gorges等報道一致（Gorges等，2014）。PD患者的眼球收縮過小可能與腦干全腦神經元的不規(guī)則搏動或皮層功能障礙有關，而MSA患者的眼球收縮過小和眼球收縮過大則主要與小腦功能受損有關(Gorgesetal,2018;Gorgesetal,2013;R.JohnLeigh,2015)。因此與PD患者相比，眼球收縮過小和眼球收縮過大可能是MSA患者特有的眼部改變。但定量分析反射性掃視任務的參數發(fā)現，PD患者和MSA患者的準確度和速度均呈不規(guī)則變化，而PD患者與健康對照者相比，潛伏期有縮短的趨勢，這與Gorgesetal,2016的結果不一致。這可能是由于反射性掃視的皮層通路主要位于頂葉，頂葉可直接向腦干發(fā)出沖動，引發(fā)眼球運動（Sharmaetal，2011），且本研究中的PD患者多為早期患者，因此我們推測頂葉皮層或腦干突發(fā)神經元的功能可能存在代償性增強，尚需進一步研究。與之前的研究不一致的是，我們的研究還表明，PD患者的SPM測試增益略有下降，并且MSA患者的增益下降比PD和健康對照組更明顯（Anderson等人，2008年；Anderson和MacAskill，2013年；Gorges等人，2014年；Pinkhardt等人，2008年、2009年；White等人，1983年）。與文獻一致，PD患者反復進行穿插的“預期掃視”和“掃視侵入”，而MSA顯示出明顯較低的增益并需要“追趕性掃視”（Gorges等人，2013年；Gorges等人，2014年；Pinkhardt等人，2009年）。根據Pinkhardt等人的研究，MSA中的掃視干預可能歸因于腦橋核和小腦蚓部和小腦絨球的病變，而PD患者在抑制SPM中的不良掃視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困難，這可能主要歸因于位于背外側前額皮質以及紋狀體投射的高級功能（Pinkhardt&Kassubek，2011；Pinkhardt等人，2009）。因此，這種差異模式似乎可以區(qū)分MSA和PD中的SPM病理，盡管詳細的病理學仍需進一步研究。此外，考慮到本研究中部分參與者存在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MSE評分低于26），不能排除認知功能對其眼部運動表現的影響，尤其是在記憶引導的掃視和平滑追蹤運動方面（Fukushima等，2013；Pierrot-Deseilligny等，2002）。凝視誘發(fā)眼球震顫、凝視保持試驗中的方波抽搐可能是MSA小腦功能障礙的線索。在這里，我們發(fā)現MSA患者中只有24.2%的凝視誘發(fā)眼球震顫和6.1%的方波抽搐，低于Anderson的結果，分別為52%和90%（Anderson等人，2008年）。我們推測我們研究中的患病時間（4年）短于Anderson的研究（6.6年）。因此，需要對眼球運動進行長期隨訪。在我們的研究中，PD中MGS的多步模式敏感性不如Blekher的結果。我們推測我們研究中的PD患者受到的影響為輕度至中度（H&Y1~2.592.7%），這也是觀察到的差異的原因之一。SPM中的多步模式或掃視干預等眼動異常是否會在其他運動相關疾病中出現，以及這些異常是否能很好地區(qū)分它們，目前尚不明確。另外，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這些眼球運動障礙與PD或MSA運動功能障礙嚴重程度的關聯尚不明確，且未比較MSA-P和MSA-C的眼動異常，需要擴大樣本進一步分析。5結論我們的研究證實，MSA中也可能出現多步模式。PD和MSA在SPM中的眼球運動圖上表現出色，在MGS中表現出類似的表現。聯合眼科檢查可作為協(xié)助PD和MSA鑒別診斷的有效手段。掃描下方二維碼下載原文：（下載論文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版權保護請聯系刪除。）耿鑫醫(yī)生的科普號